张伯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碑帖研究学者。他的《法帖提要》是目前刻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堪称近代法帖考释著作翘楚。2006年整理出版的《张伯英碑帖论稿》是近些年出版的一部最为全面重要体现张伯英先生碑帖研究思想和成果的著述，不仅对碑帖学研究的完善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对书法史论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分3册，前两册为张伯英手稿墨迹，第3册为前两册的释文并附录《法帖提要》。手稿内容由《帖平》 《庚午消夏录》(碑帖部分) 《说帖》 《清芬阁米帖刊误》 《心香阁集帖》 《碑帖考释评鉴文稿》 《阅帖杂咏》 《碑帖题跋》 《右军书范》(校记本)组成。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江苏铜山人，善书法，喜藏金石拓本，尤精碑帖鉴赏。如吴元真先生在《校点〈张伯英碑帖论稿〉记文》中所述：“张伯英是这一时期(按：清末民国)帖学研究的佼佼者，他对帖本的书法艺术价值和版本沿革，以及真伪的鉴别乃至帖本的递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以评论、考证、题记、书跋、诗文等各种形式表述在先生的手稿内。可以说对帖本的鉴定评骘之学发展到张伯英所在时代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堪称翘楚。以后帖学研究者多引用先生的研究成果，如容庚等著名学者从中受益匪浅。”[1]
实事求是可以说是进行一切科学文化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张伯英在《说帖》中提出了《三希堂法帖》的诸多伪迹之后说：“今非有意指摘先民，考古当实事求是，不容稍牵就，故为一一指出以祛观者之惑。”[2]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谨态度。或许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研究者一般都能遵守。但是在刻帖考论这种赏鉴性质的研究中，有一些因素让我们很容易偏离了这个原则，尽管这可能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
名家题跋是我们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难以逾越的一大关。这些题跋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和意见，又阻拦着我们去突破成见，寻求真实。我们在研究刻帖时，尤其是相距时代较远的刻帖，很容易感觉到无从下手，似乎不可捉摸。这时若有先人的议论、评价在，我们往往会因循其旧。偶有以自己熟悉知识而产生意见相左的地方，又往往以前人所居时代较刻帖为近，或者囿于前人在书史上的突出地位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但实际情况是，先人留下的论帖文字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都以事实为据或者说都能准确无误。翁方纲、张廷济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和鉴赏家，在碑帖鉴定上卓有成就，为世人所公认。张伯英在跋《黄庭十三行合装本》时说：“此为伪宝晋斋帖之二种，根庵殿撰云是徽拓。明时吴用卿辈刻帖，徽人工此者多，遂成一时风气，如近时潍人之精拓古器也。宝晋无真本，余于乐毅帖后己详言之……鉴帖不能专凭纸墨，仿宋精拓可以乱真者众矣。先辈翁苏斋、张叔未均称具眼，其误以近刻为宋拓，翻本为原石者不一而足。吾于鉴帖必旁征博考，不以名流题跋为重。徐森玉谓予藏物无一伪，盖不以耳代目也。”[3]但是能如张伯英者，又有多少?同样在他的跋文中提到“帖有翁覃溪、张叔未题跋者皆争购之，不问其帖之优劣真伪。世人以耳代目良可笑也。此十三行乃翻本，因有张题遂索重价，一笑还之。”张伯英跋《停云馆帖》中记载世人追捧有名家题跋之帖的状况：
人情喜远而轻近，帖肆以停云小楷割裂重装，变其格式，钤以伪印，饰为宋拓。则素号通人以赏鉴自命者极口称赞，谓如何非后世刻手所能;实则称赞之人即平日鄙薄停云，诋为板滞、为枯燥者也。一经名流题跋定为宋拓，好事家即不惜重资购藏，奉为秘宝。实则同一停云，真者转无人过问，事之不平大率类此。[4]
我们不见得会去追捧，但这种“追捧者”的心态却是很容易占据我们的内心。不止我们如此，古之名流亦有如此者。孙承泽、王铎，一精收藏鉴赏，一在书坛盛极一时，仍难逃离此种心态。“天马赋为伪书之佳者。王肯堂曰，谓此非真，皆寡陋之流。于是孙退谷、王觉斯皆不敢持异议。”[5]张伯英遂辨此帖曰：“予审其决非米笔，宁自居寡陋，下能盲从也。鉴古无真识，鲜不谬误，以伪为真，以真为伪，其误相等，无有高下。此三十二通佳劣不等，既伪矣亦不能以书佳而曲为之恕。自信所指摘者，无苛刻，亦无遗漏，愿以质之嗜米书者。”[6]又补曰：“米书似纵恣而笔皆中正，此赋纯以偏侧取态，而力量不足，随在皆显露。学米如吴琚、王庭筠等所不屑为，海岳安得有此?孙退谷、王觉斯因肯堂所审定，不敢有异议，故详辨之。[7] ”
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面对名家题跋和前人著述呢?这着实是个难以量化的火候问题，信又不可尽信。对刻帖的赏鉴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思路，一种是实证派，对刻帖的来龙去脉、帖本的细节特征、所牵涉的人物事件年代关系等等通过史实记载进行比对，从而判定帖的真伪优劣，另一种是品鉴派，主要通过对作品欣赏的直观感受与所见墨迹或这位书家的整体印象进行比照，从而给出结论。从这些著述的源头宋代论著来看，前一种以黄伯思《法帖刊误》为代表，后一种以米芾《跋秘阁法帖》为代表。孙承泽曾言“米元章黄长睿辨其真伪各卷条刻甚详，累数千言，见之法帖刊误。余以两家之言亦有好奇过当者，而米老尤不足为凭也。”[8]这正说明这两种类型的文字，我们利用起来要有不同的方法和态度。考证式的著述往往本身就是列举了诸多的论据，这些文字虽然烦琐，但是我们能够顺着作者线索逐一比对，以判定它的真实性。但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这些考据虽然切实可依，但是有些考据点是可再造的，作伪者往往可以依据这些记载将考据一一反映在帖本上，这就使其失去了区别意义。品赏式的著述往往简洁，文字多是作者对作品形态的感受，这种通过眼力的判断往往让人觉得虚无缥缈，难以抓实。它的准确性也较难判定。所以我们对这种文字的利用要更加小心谨慎。这种判定有它的优势，因为神韵的东西是很难复制的，正如张伯英审定《清芬阁米帖》中米芾作品时所举的例子：
予审定此帖，某君曰：“子岂亲见米老秉笔，而悬断其真伪，自谓无失，于何证之?”予曰：“今有一人着我之冠服，学我举止言笑，持我名剌诣君，君便以为我耶?”闻者大笑。书不同，如其面，形貌虽可摹仿，其性情骨格各禀天资，丝毫莫可假借。予于古书真伪未必尽识，若苏、黄、米三家不论墨迹石刻，一见可以断定，正如日与其人相处，冒名顶替，无所施其技，欲掩饰不得也。[9]
名流题跋不可信有这样的几种情况，一是本来题跋者对相关问题就似是而非或者考察有疏漏，如上述王肯堂跋自刻《郁冈斋法帖》第十卷米芾《天马赋》云：“谓此非真，皆寡陋之流，”张伯英称其“鉴古应虚心以求是，乃作此傲慢语，欲杜阅者之口，可谓谬极。”[10]再者，题跋乃是迫于送赏者的需求而题，一些帖肆将收购的帖本送来请名家鉴赏，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知道帖本的真伪，而是想借此得到名家题跋，这样帖本的价值可以连升数倍，往往大收藏家与帖肆的关系交好，在题跋时语言往往有所保留和顾忌，所以其内容可能不是作者本意，这种因人而誉的应酬之辞我们更应多加辨别。董其昌为一代书坛领袖，其为帖贾跋帖被张伯英揭露：“右军《盛情》、《快雨》等帖摹自《昇元》，《昇元》有香光题署云：‘升元帖南唐搨，快雪所摹。’《盛情帖》同此，体势偏软，与《快雨》等书皆疑宋临，决非南唐古刻。香光亦为帖贾绐(按：欺诈、哄骗之意)耳。”[11]
我们在坚持以考证为信、勿轻信名流论断的同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走入疑古的封闭怪圈，甚至是故意要巧立名目、标新立异，借以显示自我价值。姚鼐《惜抱轩法帖题跋》考述綦详、论证有据，多为张伯英所赏。同时张伯英也对姚鼐的敢于直视一切先贤论断，唯以自我考证为信的态度提出了委婉地商榷：“姚惜翁考证法帖有出米、黄二家外者，非惟远胜虚舟也，然考证虽优，鉴别则疏。论古当实事求是，非与前人立异也。”[12] 这不是在说姚鼐故意与前人不同，而是给我们沿着姚鼐考据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提出了很好的规诫。(作者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原文载2007年第6期《中国图书评论》)
注释：
[1][2][3][4][5][6][7][9][10][11][12] 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第3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371，44，22， 29，66， 66，46，66，46，34，118。
[8]孙承泽，《闲者轩帖考》，《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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