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博物馆老馆三楼,有一个长年开放的《馆藏青铜器展》,展位上有一件出土于1923年的“蟠螭纹铜鼎”,是春秋中期郑国国君墓墓葬里面的东西,1996年,由河南博物院调拨给了深圳博物馆。这件鼎比较大,高55厘米,口径53厘米,微敛口,平沿外折,上有立耳一对,深腹,圜底,三足为兽首蹄形足,器腹饰蟠螭纹,器腹还铸有六条扉棱,其中三条扉棱,和蹄足上部的兽面中扉棱对应呈一线。
蟠螭纹铜鼎同其他青铜器一道,和当代人“谋面”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而它却有着一段离奇的出土故事,离奇的受保护故事,连相互离散的故事也离奇。
乡绅李锐打井挖到青铜器
这批器物各自的样态、出土情况本末,最早见于前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所编的《新郑古器图录》,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关先生在《图录》的下册记载了出土的详情及故事梗概。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的乡绅李锐组织乡民在自己的菜园子里为灌溉而挖井。下挖三丈多深时,偶然碰到硬物,挖上来一看,是1件大鼎,2件中鼎,李锐高兴得把这3件铜器卖给了许昌的张庆麟,卖了800多金。李锐继续发掘,得到青铜器大鼎6件、小鼎3件、敦4件、鬲6件、罍6件、甑1件、玉2件、碎铜片53件。
此事不胫而走,新郑知县姚延锦知道了,李锐同姚知县商议,想把这件事隐瞒下来,廉洁的姚知县坚决不同意,告诉他必须交公。
北洋陆军师长靳云鹗介入
《新郑古器图录》介绍说,此时的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正率部驻防河南,9月1日他巡防到新郑,姚延锦知县把李锐发掘的事情通报了出来,靳云鹗立刻要求李锐把发掘得到的文物上缴,李锐不得已,就将再次发掘所获全部交出,靳云鹗派员将这些文物押送当时省会开封的驻地存放;另一方面,令部队严密把守李锐的菜园,工兵奉命下去开挖。
9月5日,工兵已经挖得鼎6件、洗1件、大钟4件、编钟17件、大方壶4件、圆壶2件、罍2件、敦4件、簠4件、盘2件、觥1件、圆盘1件、碎铜片540件;9月7日又挖得鬲3件;9月9日又挖得尊1件、匜2件、盘2件、圆盘1件、小鼎1件、圆壶盖1件、碎铜片44件(里面有鹤形仪饰2件,也就是后来今日“莲鹤方壶”盖子上的钮)。
靳云鹗还派人到许昌张庆麟的住所,用原价购回李锐卖出的3件青铜器,如此一来,缴获和挖出的青铜器总计89件。靳云鹗把它们全部运到河南古物保存所,交所长何日章先生保管。
9月15日,挖掘基本结束。靳云鹗命令工兵划定区域,在深三丈多,幅员十余丈的区域内,四周试探,直至周边土质坚硬,再无可藏之后,才详尽仔细地筛查和发掘,又得到十几件小型的青铜器和零碎的铜、贝、玉、骨、瓦器等,靳云鹗将最后挖掘所得,又运送开封古物保存所,交给了何日章保存。
1925年2月,河南督办胡景翼,在开封城隍庙后街的王宅,因事查出3件鼎、1件编钟,是王家藏匿准备出售的,没收后也回归了文物保存所。至此,靳云鹗前后两批送来的器物加上这次缴获,河南文物保存所共得到青铜器百余件,其他器物不在统计之列。
事后,靳云鹗在出土地点立碑,碑名为“河南新郑古器出土纪念之碑”,碑文详述了出土事件(此碑现收藏于河南新郑博物馆)。新郑青铜器出土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上自北洋军政府,下至河南、湖北、湖南、天津、北京、陕西、绥远等地的军政要人,都纷纷致电、致函靳云鹗,称颂其保护古代文化、把所有文物全部归公的义举,学术界对这批器物大为注目,学者纷沓而至。
两岸5家博物馆分藏
这批器物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非常有名,学者们称之为“郑公大墓青铜器”。
以日寇侵华为发端,郑公大墓青铜器曾有三次重大的迁移,而三次迁移和故宫南迁文物并不在一起。史料记载的第一次迁移:1937年秋,依照国民政府的命令,“河南省政府因为长期抗战,将河南博物馆所藏殷墟甲骨、商周铜器分类装箱运存武汉,以兹保全”,河南博物馆将部分馆藏文物5678件分装68箱,由开封押运至武汉,暂存法租界内,这批文物中包含郑公大墓青铜器。第二次迁移:1938年秋武汉沦陷之前,这批东西被迁往大后方的临时首都重庆。第三次迁移:1949年国民党撤守台湾时,其教育部在仓促之下将存在重庆的河南文物分为两批运往台湾,第一批已经运到了台湾,装载第二批文物飞机尚未起飞之际,解放军就迅速地封锁了机场,未能起航。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政府派员会同中央文化部代表赴渝接纳文物,文化部代表选取了新郑、辉县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分别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1995年,深圳市与广东省文物局联系,希望援助部分文物充实深圳博物馆的展藏,河南博物院从新郑大墓铜器群中,选取了这件蟠螭纹大鼎和另一件窃曲纹簋,调拨给了深圳。如今,新郑李锐菜园中所出的青铜器已经分散在5个博物馆中——河南博物院56件、台北历史博物馆21件、北京历史博物馆16件、北京故宫博物院5件、广东深圳博物馆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