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洋：雕塑的当代语境

艺术家 李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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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_何伊宁 编辑_刘亦嫄 摄影_刘涛
        任职于四川美术学院的李占洋把工作室选在北京宋庄左右艺术区内，一是减少大件雕塑在京城和巴蜀之间来回运输的不便，同时他也能够将这种异地的经验相互穿插起来，形成自己独到的雕塑语言。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李占洋为他的雕塑创作赋予了新的艺术语言。从《丽都》的场景雕塑到《租－收租院》的复杂群雕，再到《荒山》这样纯抽象的青铜雕塑，李占洋在创作环境的转换下不断突破自我，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界的中坚力量。3月在麦勒画廊展出的李占洋装置新作展“噩梦”，则表达了艺术家本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
        追忆似水年华
        谈到艺术教育，李占洋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珍贵的机会，接受了完整的体制内学院派培养，可是他的作品却与“学院”和“体制”这两个词挂不上钩。在李占洋看来，是缘分让他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他对自己的美术教育有着十分清晰的回忆，对于那些常人很难在意的细节，他都记忆犹新。这些回忆贯穿着李占洋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梳理历史，也便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李占洋的雕塑创作。
        1969年，李占洋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边上一个叫大屯的小镇。在李占洋的记忆里，家乡有一条街道，一个小学和附近的一个陶瓷厂。陶瓷厂供应全镇日用的陶瓷商品，在当地人心中，陶瓷厂是一个圣地，如果家里有谁在陶瓷厂上班，那便是有如公务员一样的好工作。而在现实中，李占洋童年时在家门口陶瓷厂里的所见所闻多少对他日后从事雕塑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李占洋从小格外喜欢画画。高小毕业的母亲虽然没有很高的学识，却时常鼓励他画画。李占洋的外公是屯里极少读过书的“大人物”，常常整段整顿地给他背四书五经，传统国学教育为李占洋未来的美术教育打下了文化基础。在小学美术老师的鼓励下，李占洋开始了到长春市少年宫的求学之旅。
        李占洋一直认为他和美术的结缘是运气，跟能力并无太大关联。在他记忆中，11岁上少年宫，15岁初中毕业上艺术高中，一批批的人都被淘汰了，或是因为坚持不下来，或是画得实在太差，而缘分是他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12岁时李占洋凭借在卷烟纸上画一群卖菜的小人物而吸引到了老师的注意，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占洋凭借同一题材创作的大画幅作品入选了当年全国少年美展。李占洋发现，去臆想一些情景或人物他并不擅长，反而是发生在身边的人或事，他会雕刻得更加得心应手。从此，他将自己的艺术作品和所见所闻紧密串联起来，而李占洋日后创作的《丽都》、《火车站》、《警察打小偷》等雕塑作品都延续了他的市井场景风格。初中毕业，李占洋在些许波折中进入长春市艺术中学，而对他来说，考上艺术中学是他美术生涯的唯一出路。
        虽然来自小镇，但李占洋凭借坚实的绘画功底博得了城里同学的认可。艺术高中的教师多来自东北师大、艺术学院或鲁迅美院，虽然在当时闭塞的中国艺术教育背景下水平有限，但在对艺术学习如饥似渴的李占洋看来，高中美术教育是他通向学院之路的桥梁。那几年里，李占洋不但接受了西方绘画的训练，同样经历了艺术理论和国画课的阶段性学习。
        几经波折，两次艺考失败的李占洋在一次恋爱经历告吹之后发奋努力，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然而李占洋关于鲁美的记忆喜忧参半，在虚无的集体主义情绪笼罩下，生性老实的他显得格外孤僻。毕业考察，李占洋一路到了重庆，10月的一个大晴天里，他突然爱上了这里的青山绿水。毕业不久，李占洋来到四川美术学院任职，直到今日。在过去十几年间，李占洋对雕塑艺术的热爱，以及他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成熟的个人体验成就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雕塑作品。
        场景雕塑的创作
        李占洋的早期场景雕塑率真且不失机敏，他把亲身经历直观地反映在作品里，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李占洋把世间百态用雕塑的形式定格在凝固的时间里，就好比纪实摄影师的即时抓拍。这种真实再现的雕塑在今时今日已是非常少有，在中国，写实叙事型雕塑往往会和政治宣传联系在一起，会让人联想到叙事宏大的纪念碑群雕。叙事型雕塑渐渐淡出中国当代艺术。李占洋的写实叙事雕塑无疑让充斥着视觉刺激和媚俗的当代艺术回归到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市井生活的关注。
        李占洋在1998年创作的场景雕塑《丽都》中，描绘了一个浮华、纵欲和狂欢的世界。拥挤着袒胸露乳的性工作者，酩酊大醉的商人政客，正在交欢的男男女女。而创作的灵感则直接来自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体验。1998年，29岁的李占洋去了位于北京丽都饭店附近的情色酒吧，那一次，艺术家第一次见识到了从蒙古来的性工作者们，“她们身穿裘皮大衣，高个儿，丰满，到了舞池就一阵乱舞，感觉很刺激。”李占洋这样描述。艺术家在酒吧里像个局外人，只在一旁观察人们的表情和行为。惊叹在光鲜外壳下，人们在白天和夜晚之间的转变，到处是肮脏、罪恶但又真实的社会缩影。看到了人们膨胀的性欲，看到了在烟雾弥漫下，人们对金钱的渴望。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占洋经常去酒吧一带观察这些性工作者的生活。回来后，就创作了《丽都》。在这件作品里，艺术家用雕塑表达了人性的复杂本质和平民的社会性特质。
        随后，李占洋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雕塑形式。他的作品浮雕圆雕并用，被控制在一个盒子内，形成了被框定的场景，人物形态在这个场景内诉说着各自的故事。《丽都》后，李占洋创作了一系列场景雕塑，如《警察打摊贩》、《火车站》、《山城夜色》、《挤公交车》等，均是对现实生活的重现。策展人顾振清(微博)在为李占洋的展览“中国病人”所作的论述中这样评论道：“他对生活原生态的截取和再现，遵循的是中国学院派艺术从生活中来，又高于生活的创作模式。中国社会人群喜好扎堆儿的习性一再在李占洋的雕塑作品中出现。但他没有落入风格主义的窠臼，而是紧紧贴近现实，听从感性力量的狂野冲撞，直至不期然闯入当代艺术领域。”也正是艺术家在鲁美所掌握的写实雕塑造型能力，将一个个日常人物塑造成富有质感、动态的雕塑作品。
        李占洋的雕塑技法受到了民俗彩塑的影响，在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造型风格上加上了些许夸张和朴质的雕刻手法。在颜色的使用上，他也运用了民间雕塑的敷彩方法，更加贴近现实的氛围。
        诚然，如果说欲望是李占洋创作形成的动力，那就不难理解他从2004年开始创作情色题材雕塑作品的契机。从传统中国文化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一直处在一个相对性压抑的社会状态中，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性话题也在渐渐解禁，但是传统中性与道德不可分割的关系又造成了性意识与道德的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占洋创作了像《大武松杀嫂》和《金瓶梅》这样的作品。
        在《大武松杀嫂》中，李占洋雕刻了英雄人物武松正要挥刀砍向半露酥胸的潘金莲的场景，可艺术家雕刻的武松是手持尖刀，面贴潘金莲半裸的身体，眼中充满复杂情欲地望着这个即将被自己杀死的妇人。在小说《水浒》中，武松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武松在杀淫妇时，书中描写他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刀捅了她。可是在李占洋的心中，武松应该是更加接近现实的人物。当他面对如此曼妙的胴体时，除了对于其通奸杀兄的仇恨以外，也应该夹杂着人性的本能欲望。李占洋的雕塑为“武松杀嫂”这一事件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一个考虑到人性现实的叙事方法。
        而在作品《金瓶梅》中，除了对性和现实的讨论，李占洋还加入了些自我调侃的成分。他塑造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在床上交欢的场景，可是仔细看来，就会发现西门庆的脸被替换成了艺术家本人。在这场景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家的自我塑像在直勾勾地注视着西门庆和潘金莲。而正是独自一人读贾平凹《废都》时的感同身受，激发了《金瓶梅》的诞生。李占洋在描绘情色的同时，替代自己的身份进去，可能正如他自己开玩笑所说的：“现实生活中，胆子比较小，所以只能寄托在雕塑中了。”李占洋从不避讳自己对于性话题的好奇与兴趣。除此之外，《唐僧和妖精》、《马与少女》等作品都大胆地呈现了性叙事，性欲的膨胀贯穿始终。
        《租－收租院》 开中国当代艺术圈的一个玩笑
        历时一年，李占洋创作的复杂群雕《租－收租院》把近40位当代艺术圈的现实人物替换到《收租院》原作中。其中不乏一些耳熟能详的艺术界名人，像是收藏家希克，艺术家艾未未，策展人高明潞等等，都被收录其中。这组群雕作品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去叙述不同的场景故事。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用色和大家都熟悉的面孔使得这件作品成为引人入胜的场景。正如电影《摇摆画廊》(Boogie Woogie)中编剧将西方当代艺术圈的风云人物替换到电影虚构的情节中一样，李占洋以调侃的方式来描绘他臆想出的中国当代艺术界。
        早在于中央美院进修时李占洋就在论文《情感与技巧》中对《收租院》进行了初步剖析。而后来到四川美院任教的李占洋更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建国以来最伟大的雕塑作品《收租院》和当时的主创人员，这些因素都影响了《租－收租院》的诞生。
        《收租院》描述了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和雇农的阶级冲突，并根据当年地主收租的情况，创作了7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帐，逼租，反抗，以情节连续形式展示收租的全过程。这组雕像在上世纪60年代展出时，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巨大反响，感动了数千万普通中国老百姓，成为毛时代的典型艺术代表作。然而，这个当时宣传是根据历史人物和真实事件为文本创造的雕塑，在多年后被揭发只是个捏造的故事。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站在正面和肯定的立场去评价《收租院》。
        而李占洋创作《租－收租院》的直接动机，都被记录在《天鸣》一文中。2006年底，李占洋参加北京麦勒画廊开幕典礼，在场馆中走动欣赏作品时的一种感觉，像灵光一闪似的把他带回了大邑县的“收租院”。“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涌向心头，就是把‘收租院’带到画廊来，这突然的念头连我都不知道从何而起，但我知道我可能非做不可了。”对于李占洋来说，他的许多创作都是在这样“一闪而过”的念头下产生的。于是，李占洋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和当年《收租院》的主创人员交流。即便是在知道《收租院》是“假故事”的前提下，李占洋在《收租院》雕塑前还是被它的“真”感动得一塌糊涂，他惊叹这些创作者是需要多么大的理想主义精神才能如此坚定地完成这件作品。李占洋开始怀疑，艺术不见得就等于现实，现实主义也不见得是真实的现实。他想从一个不寻常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新中国历史上永远不可能复制的艺术成就。在李占洋看来，人生就像《收租院》的创作和成功一样，是一场阴错阳差、真假莫辨的戏剧，他继而决定将当今中国艺术圈中对当代艺术有贡献的艺术工作者替代到《收租院》的场景中，于是便有了《租－收租院》这样的作品诞生。它是一个舞台，却不能用现实事件来对号入座。
        在李占洋的《租－收租院》中，故事并不是事件，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编造了一些故事，它们与现实人物有联系，但是与具体事件来说并没有什么联系，却又看似合情合理，李占洋尝试借用收租院的叙事方法，去开中国当代艺术圈的一个玩笑。对于李占洋来说，他并没有把问题复杂化，“这些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生活就是这样。”
        现实身份转变后的雕塑创作
        3月在麦勒画廊展出的李占洋装置新作展“噩梦”，表达了李占洋本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一方面作为四川美院雕塑系的老师，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9岁孩子的父亲，李占洋深刻体会到当前教育体制下孩子所承受的持续压力和激烈的竞争。
        李占洋认为，中国现今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在他支援重庆边远山区龙潭镇美术教育时，李占洋惊奇地发现那些孩子跟他30年前的状况一模一样；“他们除了课本没有其他‘营养’来源，他们连达？芬奇都不知道。国家发展这么好，教育问题却还解决不了。”而在城市里，学校老师和家长一味地用考试成绩和才艺来衡量孩子的优劣，孩子们每天有做不完的作业和五花八门的补习课，完全没有了玩耍的时间。李占洋对当下教育现状的思考引发出他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忧患与警觉。
        李占洋将这些感受通过两件大型装置作品表现出来。其中一件，李占洋从龙潭镇收集来30多位小学生的旧书包，吊装在半空中，书包间倒立穿插着由不锈钢锻造的锋利刀状物；在装置的正中位置，则是艺术家以其9岁女儿为模特打造的雕塑，仰头望着书包和刀锋。而铺陈于地面的重约3吨的作业本和考卷将女孩身体包围其中。从远处观看，只能看到女孩的头部。在艺术家看来，逃离教育牢笼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紧紧逼迫孩子的危险与恐怖气息传达出一种绝望的声音。
        个展的名称“噩梦”对于李占洋来说，不仅仅代表了他的心声，也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家长在面对中国式教育时的无奈。也许作为一个家长，李占洋并不能改变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是他通过雕塑的叙事语言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在现实生活中，李占洋也在努力着，帮助重庆龙潭镇渤东小学筹集近1000余册图书和体育用品，也证明除了自身的艺术创作，他也积极地用实践履行着艺术家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