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英雄--邓世昌 214x146cm
文/刘致（中国海军史研究会）
又快到9月17日了。自然，对于我们的许多同胞来说，在更加重视个人利益的今天，即使“九一八”的国耻日，他们也没有太深的感触了，罔论更加久远的9月17日。
但是，今年的9月17日是有些不同的。
不仅仅是因为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更重要的原因是在120年前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悲壮地战败之后，中国终于开始真正的走向海洋了，中国海军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例如第一次远赴亚丁湾参加国际海军护航任务，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服役等等。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再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古老的大陆国家上一次走向海洋时的那些先驱们，是很有必要的。
也恰在此时，我看到了着名画家陈可之先生的新作《中华英雄邓世昌》，与之前反映英雄人物时尽量用睨视、怒吼等艺术手法体现其气概不同，陈先生笔下的邓世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悲怆的、孤独的。在他的身后，朝夕相伴的爱舰“致远”号舰首已经完全下沉，舰体完全笼罩在炽热的火焰中；在他的身前，同甘共苦的全舰官兵静静地站在碧色的海水里，仿佛还在等待他的下一个命令；邓世昌坚毅的面孔上满是水痕，有的是海水，有的是鲜血，有的或许是眼泪……。
关于邓世昌，国人们大体是熟悉的，其英勇撞击敌舰的悲壮事迹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不朽的丰碑。但是近些年来，很是刮起了一股翻案的歪风，海战中无耻逃跑还撞沉友舰的“济远”舰长方伯谦被粉饰成了智勇双全海军名将，其被依法处决反而成了受害蒙冤；而邓世昌则被泼上了有勇无谋、业务水平低下、战败第一罪人等污水。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莫过于此。
其实，邓世昌在生前就是一个被歧视、被孤立的人。在遍布闽籍学生的福建船政学堂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广东人，虽然因为成绩优异，在同学中第一个任职大副、开始指挥军舰，但是却没能和像其他表现好的闽籍学生一样得到前往英国留学的机会。
不过，由于多年在国内驾船经历风涛，业务素质过硬，加之其纪律严明，带兵有方，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其“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赋予了前往英国接收新式巡洋舰“扬威”号的重任。虽然途中屡经波折，但他虚心学习、尽职尽责，保证了军舰安全回国。七年后他再次奉命赴英、德两国接收更先进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这次作为“西学湛深”、“精于训练”的海军专家，邓世昌已经是整个接舰行动的华籍最高指挥官，第二年北洋海军成军时被任命为记名总兵、中军中营副将，成为仅次于皖籍提督丁汝昌和两位闽籍留英总兵林泰增、刘步蟾的海军四号人物，经过十多年的奋斗，没有背景、靠山的邓世昌终于凭借自己的能力达到人生仕途的顶峰。
画家陈可之在他在2006年创作的甲午海战素描草图前介绍黄海大战。
但是，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改变邓世昌孤独的处境。当大多数海军舰长都沉醉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中兴时代，带着家眷住在岸上享受较为安逸的和平生活时，唯有邓世昌始终不带家眷、不饮酒赌博、不看戏、不到制度规定时间绝不离舰登岸，与官场积习格格不入，一心一意治军练兵，从军27年仅回家探亲3次，最长的一次也只住了7天，与热衷于纳妾、置地、建房的方伯谦形成了鲜明对比。中法战争期间其父亲去世，他眼见海防局势紧张，忍痛不回家奔丧，只是默默地在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和当今社会的潮流一样，这种恪尽职守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假清高”、“争表现”等恶意中伤，因此邓世昌虽身居高位，但始终是一个与同僚、与社会、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独行者。
1894年9月17日，北洋海军和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不期而遇，由于装备上远远落后，北洋海军渐处劣势。激战3个多小时后，旗舰“定远”号舰首中弹起火，遭到日本舰队围攻，情势万分危急，邓世昌毅然驾驶没有任何侧舷装甲防御的“致远”号挡在了旗舰之前，为其争取宝贵的自救时间。目睹此情此景，不知道作为闽籍海军军官团领袖、曾长期有意无意孤立打压邓世昌的“定远”号舰长刘步蟾会是何等的心情。
在猛烈的日舰炮火下，身躯单薄的“致远”号多处中弹起火、进水，舰体严重右倾，此时邓世昌如果退出战场救火堵漏，即使无法挽救军舰，也能保证自己在内的大部分舰员的生命，但在整体不利局面下的撤退很可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于是邓世昌驾驶战舰突然高速冲向了吨位为自己六七倍、火力为自己数十倍的日本第一游击队4艘最新式的巡洋舰，争取使用鱼雷或撞击与敌同归于尽，转败为胜。
最终他失败了，扑火的飞蛾没能灭掉火焰，而是粉碎了自己，邓世昌和200多名官兵一起长眠在了海底，化为中国海军不朽的魂魄。这天，正好是邓世昌45岁的农历生日。
在邓世昌死后，他仍然是孤独的。他的壮烈之举并未引起多少共鸣，反而使得怯懦者心碎胆裂。因八面玲珑而与闽系军官团和提督丁汝昌皆和谐融洽的方伯谦开战伊始就在友舰背后东躲西藏，这时索性可耻的转舵逃走，顿时引发了一场大溃退，大多艘军舰纷纷撤出战场，而方伯谦由于慌不择路，还撞沉了重伤的友舰“扬威”号，落单的“经远”号也被日本第一游击队追上围攻击沉，若不是“定远”、“镇远”两艘装甲厚重的铁甲舰死战不退，北洋海军恐难逃全军覆没的结局。也正因如此，所以海战中同样或自杀或阵亡的“超勇”、“扬威”、“经远”三位舰长，并没有得到像邓世昌那样高的评价，因为他们都在重伤状态下脱离队列自救，虽然无可厚非，但显然远不及“致远”的壮烈。
致敬甲午，陈可之落笔持重绘英雄
史实昭彰，黑白分明。但是某些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居然能理直气壮、天经地义的巧言令色，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装扮历史，使得我今日方以鲁迅先生所言为确：“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试问陈可之先生笔下的邓世昌又孰能不悲、孰能无泪？
邓世昌自然是不会为自己的不公遭遇而悲怆流泪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们无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邓世昌，那样既不可能，亦无必要，但是这种民族脊梁式的精神，是不应该被不肖子孙所玷污的。就像我们的海军已经有了先进的装备，但再先进的装备也是需要有技术、有操守、有精神的人来操纵才能发挥效能的，如果没有邓世昌的精神，甚至嘲笑这种精神，装备再好的军队也只会落得一触即溃的下场，我希望从中得到反思的，并不仅仅限于军人，在我们的身旁，排挤遵章守纪、嫉恨尽忠职守、嘲弄舍己奉献，又岂止几个跳出来抹黑邓世昌的人呢？
在文章的结尾处，再提一下方伯谦。诚然，目前也是和平年代，也是讲究情商、交际、关系的社会，这点和甲午战前的大清帝国是颇有相似之处的。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和上级、同僚、下属都处好关系，能够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损公肥私，似乎才是值得艳羡的对象。甲午不止一个方伯谦，当今的方伯谦也并不少见，所以总会有人出来为其辩护，因为这样就是为自己辩护。但是，我们的民族要复兴、我们的国家要强大，究竟是依靠方伯谦，还是依靠邓世昌？我们的社会要进步、我们的文明要升华，究竟是选择浑浑噩噩、和光同尘甚至同流合污，还是选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希望能有尽量多的人会和我选择同样的答案。
甲午120周年，惟望历史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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